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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壶弟子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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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石壶弟子,重庆荣昌人,曾任重庆市武术协会委员,现任荣昌诗书画院秘书长,重庆诗词学会会员,重庆市书法家协会会员,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国楹联学会会员,1967年国画大师陈子庄指点书法、武术、诗词。(本人最近一段时间忙于美术、书法、诗词创作,上博客时间较少,敬请各位博友原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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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创】激战前夜  

2011-04-06 12:13:48|  分类: 小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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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辛亥革命先烈张培爵组织成都起义的故事

 

状丑、状丑,状丑丑,拢拢状……

一阵川剧闹台锣鼓从茶店子祖师庙戏台上传来。

“眼看着徐州城发生民变,个个要到王府杀贼除奸。罢罢罢!徐州城我插旗造反,同百姓诛奸贼解民倒悬!”著名川剧须生演员张广浈(艺名七岁红),正在戏台上唱川剧《反徐州》。张广浈扮演徐达,他字正腔圆,唱腔博得了观众一阵阵地热烈掌声和呼喊声:“好哇!张老板,加油!!”

茶店子祖师庙戏台下约有一千多人,有的在喝茶,有的在“吞云吐雾”抽叶子烟,有的在剥瓜子,有的在摆龙门阵,弄得来场上一片“乌烟瘴气”。

茶店子距成都并不远,正因为离成都很近,所以哥老会“义字号”舵把子旦孟公才看中这个地方,特意将哥老会弟兄三千多人,分成三批,分别临时集中在离成都较近的茶店子、小天竺、安顺桥一带。不一会,派出去的弟兄张幺幺回来了,张幺幺正向旦舵爷“阐条子“(介绍情况)。张幺幺说:“小天竺,安顺桥两地已‘搁平’(事已办好),‘关火’(主要人)已‘镇堂子’(立了威信),叫我回来‘报盘’(汇报),只等‘赏示’(大爷下指示)。”张幺幺用袍哥隐语向旦舵主汇报了,旦孟公叫张幺幺下去休息等候。

小天竺这边的一批弟兄伙全住在“仁和旅店”、“高升旅店”等几家客栈,这些客栈全被哥老会包了,住有几百弟兄;安顺桥“悦来酒家”、“仙客来”旅店等几家客栈房也被哥老会包了,也住有几百弟兄伙。这些哥老会弟兄都是一些“乌合之众”,他们平时自由惯了,没啥组织纪律,住在店中一个二个都摩拳擦掌,只等舵爷一声令下了。只要令下,各人就要亮出刀刀枪枪和火药枪,准备大干一场。

今天的日子是1907118日,成都及周围的哥老会弟兄约三千人,分别聚集在这里,弟兄们闲来无事,喝茶的喝茶,听戏的听戏,乱哄哄的,吆五喝六,有的以酒发疯,骂人、打人,总之乱七八糟。

这些人集中起来并不是去帮哪个打大架,而是张培爵通过与哥老会人士联络而聚在这里的。

提起张培爵,在成都和川西坝子一带,大多数人都知道。张培爵,字列五,四川荣昌县人。生于清光绪二年丙子岁(公元1876年),按公历是十二月五日戊时生。父亲张照清,即习儒学又通医术,其医术高超,救活病员无数,人称“张华陀”。张培爵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,随父读书,在光绪2423岁,考了一个秀才,乡试时没有得中。在光绪30年(1904年),到成都四川理科优级师范学堂去学习,因培爵古文功底厚,学识优秀,接受进步思想和新学思想快,被同辈、同学所拥戴、佩服。张培爵在此期间,与四川自贡人李宗吾(又名世全,后改宗儒)(18791943)往来密切,时常晤面,畅谈国事,并有书信往来。李宗吾认为宗法儒家孔孟之道,不如宗法自己,又改名李宗吾,并著有名闻世上的著作《厚黑学》,此书一出,引起世人极大关注,因此,李宗吾被人称为“厚黑教主”。

在成都,张培爵结识各方面人物,并与革命党人有所接触,他想启迪民智,投身社会改革,思想逐渐活跃。光绪32年(1906年),由富顺革命党人谢持介绍,张培爵加入了“同盟会”。此时,张培爵与李宗吾在蓉创办了“旅省叙属中学,”张任教员,以校为据点,在学界,教育界联络同志,秘密发展了会员九百余人。

这次将成都的革命党人集中起来,准备干一番事业,经张培爵的联系,又将哥老会三千弟兄伙集中起来,以壮力量。这次活动,并非张培爵个人单独行动,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战略部署,以扬子江流域为革命基地,是清庭和革命党人必争之地,四川居长江上游,更应及早夺取地盘,扩大革命队伍。成都又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,很多党人都在这里活动,如果蜀中首先发难举事,一定能起到带头的震动天下,使全国效仿的作用。为了落实孙中山先生的指示,于是革命党人谢持、余切(公孙长子、内江人、书法家),张增爵、熊克武、黄方等人于190798日,在成都走马街,招牌叫“保和店”的一间屋内聚会,进行密商,屋外站了岗哨,主要议题就是在成都举行武装起义。经过大家慎重商议,决定在118日(农历十月初三夜)起事,并商定分成五个主要方面,由骨干人员负责组织。由龙灼三组织临时新军;张培爵在学界熟悉,组织学生军;黎靖瀛联络防军;余切组织会党;由山里的党人统率松、理、茂等地的猎户,带上猎枪来支援;由谢负责侦察清庭方面的情况,并转达到各联络点;由熊克武、扬维、赵铁桥、黄方等组织人员接应各路人马。

经过商定后,各人各负其责。张培爵由于在学界、教育界知名度高,很快就将学生军四百多人组织了起来,他还帮助余切联络哥老会弟兄三千余人,分三个地方进行集中,准备在118日(十月初三)夜动手。

哪知余切、谢持等人又觉得118日十月初三夜动手不太合适,革命党人的雄心太大,又将十月初三夜改为十月初九晚上起事。因为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72岁生日,革命党人称慈禧为“老鸡婆”,依照每年的惯例,各府、州、县官员都要集中起来为“老鸡婆”遥遥祝寿,起事后可以 将清庭大小官员一网打尽。因此乘十月初九子夜举事最好。

想法固然是好,但并不能尽如人意。118日(初三)集中起来的三千余人,现在时间延后几天,大多无组织纪律,闲着没事干就成群结伙在这三处地方上闲逛,茶馆进、酒馆出,吆五喝六,打架生事。这些反常的现象,就引起了清庭官府的注意,并派出了暗探进行了解,并派兵加以提防。

到了十月初九这天,成都官府下令,各团、里、甲、乡都进行了“传锣通知”,每家每户必须在自家门口挂上一盏红灯笼,红灯笼上要写“万寿无疆”、“天下太平”、“国泰民安”等吉祥字句,制造“外松内紧”的假象。

“永和客栈”中,谢持召集党人熊克武、余切等人开会,余切开口说:“各位同志,这里是我们的总指挥部,现在时间已快到了,大家各就各位,单等城里火起,大家就行动。”

“我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,这几天我们集中的人太暴露,官府为啥叫挂红灯,我看是否想麻痹我们。”张培爵说道。

“我也有同感,还是小心点好。”熊克武也这么说。

 “我看不必太耽心,清庭未必那么聪明?”谢持发表了意见。

黄方接着说:“清庭知道了一些,但未必全知道,我们是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呀!”

又有几个党人也赞成按延后的计划起事。

这个时候,城楼上已打二更,一个派出去的弟兄名叫何万顺的跑进来说道:“有情况,城里每家每户的红灯全都收了,不知道搞啥子名堂。”大家正在猜疑纷纷,举旗不定。

“报告!官府已到丁公祠集中祝寿,不是原来的会府!”派出去的弟兄赵河满急冲冲地跑进指挥部来说 :“而且街上的栅子也关锁了,不准人通过行走,城门都关了!”

这时,已打三更,被派往成都东门举火为号的朱纛气喘呼呼地跑来说:“我、我、我擦黑时在东门栈房里面住,二更后我把洋油泼在床上,点了火就跑来报信了!”

熊克武听后,马上跑到高处去观看,东门城楼方向依然黑沉沉的,哪里有甚么火光?据事后才知道,朱纛放火后锁了房,慌慌张张出门而去,引起店家怀疑,等他走后,打开房门,看到屋内失火,立即高呼救火,一些人赶来将屋内刚燃起的火扑灭。

这样一来,等在成都周围的数千弟兄伙见东门没有火光,也就在原地等,也没听到炸弹声、枪声,得不到行动的命令,大家一直眼巴巴的等到天亮。

熊克武、张培爵、谢持、余切等人心知不妙,只得宣布这次行动失败,大家暂时躲避一下,等待下次再说。

事后,哥老会旦舵爷找到黄方,黄方将其哥哥存放在他手上的几千两银子给了报销才算了事。若大一个好事,就由于贪大喜功而失败,如果按原来118号(初三)行动,恐怕成都起义早成功了。

虽然这次行动失利,人员解散,暗中活动,但官府并未放松。官府从东门客店内放火起,顺藤摸瓜。茶店子、小天竺、安顺桥的人员早已走完,但是东大街、走马街、青石桥的客栈内还住有少数党人,他们以为事情已过。官府派出的暗探早已侦察到有党人住在店里,成都知府名叫王,带了百多名兵丁捕快,赶往东大街“长兴老店”捉拿余切,幸好店主人是一个同情革命党人的,在店主人曾子仪父子的掩护下,逃了出去。余切刚刚走出东大街不远,就被几个清兵拦住检查,幸好身上未带任何东西,兵丁问余切:“你是不是余切!”余切说:“我不姓余。”兵丁并不认识余切,又说道:“那你叫甚么名字!”余切灵机一动说:“我叫公孙长子。”这时又来了几个过路行人,兵丁忙着去检查,对余切说:“赶快滚开!”余切才得以脱离险境,从此后,余切便使用公孙长子的名字了。虽然余切脱险,但革命党人名册被收去了,有了后患。

当时,护理四川总督叫赵尔丰,他马上布置按照名册上的名字捉人。到124日(十月二十九),官府已将黄方、杨维、江永成、黎靖瀛、张治祥、王炳章、江竺等七人捕获。由于江竺能说会道,编了一些谎话,掩饰过去,当即释放了。其余六人收入牢房中,黄、杨、江、黎收于成都县班房;张、王收于华阳县牢中。其他未抓到的,悬赏捉拿。有一个党人名叫任安全的,本来是防军中的一兵士,事败后逃到温江,被捕后押至凤凰山营地被当众杀害。赵尔丰借此事,大兴冤狱,乱杀无辜,弄得成都人心惶惶,赵尔丰也成了赵屠户,乃至于小孩子在哭啼时,只要大人说一声:“不准哭!赵屠户听到就倒霉了!”小孩子一听说赵屠户就不敢哭了。

赵屠户借机乱杀人,成都全城人都不安宁。成都绅士们聚会商议,就推选当时较有名望的胡玉岚太史,伍崧生翰林去拜会首道贺轮夔,首府高增爵,要求贺、高二人出面,去对赵尔丰说一说情:“这些年轻人想谋求改良,并不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,应以和为贵,不要把这件事牵扯太宽、太多,不要激起民变。”经贺、高二人说情后,赵尔丰沉吟了一会儿说:“即然二位把话说到这个头上了,那此事就交与承审局坐办黄德润去审讯这个案子罢。”因此,赵尔丰也就不再杀气腾腾地过问此事了。

但是成者当时知县名叫王,是个功利之人,想在过问这个案子中乱杀党人,自己往上爬,力主大力收捕在逃的党人,对已抓的“皇犯”立即问斩,但承审局坐办黄德润对党人有一点同情心,不赞成把事情闹得太大,就带有机讽的口气对王知县说:“我黄某承办此案,要本着天理良心,不能借杀人去媚上,作为邀功请赏、升官发财的机会。”王知县听了,心头不高兴,但又说不出甚么来。华阳县知县叫钟寿康了,也和黄德润的想法差不多,有心要开脱临时关在华阳牢中的张治祥、王炳章,就将张、并二人提到衙内花厅之中,教他两人按他的意思写供单,减轻罪名,并且对张、王二人说:“我膝下只有一子,如果我有害你们的心,愿发誓永绝书香。”张、王二人听他发了誓,就照钟知县的意思画了押。

这位首道贺纶夔擅长交际,喜欢吃喝,人称之为“贺油大”,他专门请了成都有名望的厨师在他家中为他办伙食。贺对人也很和善,与高增爵,按察司刑幕王俊廷等常在一起吃饭,而且相处较好,这几个人都主张对这个事件要宽大。黄德润有这几个人给他扎起,办起案来胆子就大得多了。对已抓捕的几名人犯提审几次,大家异口同声都说:“我们几个不是负责人,只是无意中参加了此事。”经过审理,黄德润等人就说主要党人是谢持、熊克武、余切、谢奉琦、刘安邦、赵铁桥等人,他们才是主犯,而现在这几个人都在逃,等抓到他们之后再一并法办,并将结果上报督署赵尔丰。赵尔丰看过上呈文书后,就批示:“黄方等已获六人,永远监禁,在逃的余切等人奏请通缉,并堂示周知。”经过黄德润等几位的宽容,已捕的六人幸免于难,这次赵屠户总算没有杀人。这次成都起义算告一段落。

这次事件,主要是革命党人策划不周所至。史学上称之为“成都起义”,或者叫“丁末成都六君子之役”。这次行动,是对以后辛亥革命的一个先头行动。对全国革命党人作出了先例和鼓励,对清庭也是一个打击。

在这次事件中,张培爵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,为什么他没有被抓获或通缉呢?张培爵从小饱读诗书,兼习武艺,胆大心细,有勇有谋。从起义时间改变起,张培爵就已发觉情况有变,并向党人提出过,但没有受到党人们的重视,事发后他机谨、灵活、及时脱身;加上他平时对人诚肯,对人处事很好,被捕的党人又讲义气,勇于自身承担,不愿牵扯更多的人进去,因此,清庭也就不知内幕,张培爵才得以平安无事。

在这个关键时刻,张培爵不是一走了之。党人关的关,走的走,由于张培爵不在通缉名单中,他就毅然冒着危险留在成都等地,独挑大梁。一方面尽心尽力营救,照顾被捕诸同志,以及安抚他们的家属;一方面还要处理同盟会的会务工作,密持大计,成为了各方力量的联络总枢纽,费尽了不少心血。他在成都起义中的前前后后,都得到了同盟会员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赞扬。辛亥革命先辈、杨庶堪(张培爵之好友)先生在写《张培爵传》时,高度称颂,说:在这一阶段,同盟会就是张培爵,张培爵就是同盟会。可以看出,张培爵对同盟会,对革命党人是鞠躬尽瘁,集重任于一身。在处置完成都的事务后,张培爵又回到重庆,继续完成革命党人未完成的事业。

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后,重庆一直是同盟会党人在四川进行活动的重要据点,重庆成立了同盟会支部。1908年,清吏在菜园坝召开工商赛会,巴、蜀党人又云集,有人提出乘此机会举事。杨庶堪在会上说:“1907年成都起 义失败,各地清吏防范更严,我们力量还不强,慎重行事。”因此,商议暂缓举事。1909年至1910年之间,张培爵、杨庶堪等党人陆续聚集重庆。1911年(辛亥)四月,因铁路问题,四川成立了保路同志会,重庆也积极响应,十一月二十二日(十月初二),蜀军政府成立,推翻了清庭在重庆的统治,蜀军政府按照资历和工作的繁重,以杨庶爵、朱之洪、谢持为都督人选,庶堪、之洪辞让,最后一致推张培爵为都督。从此,蜀军政府步入了新的历史一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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